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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,是有名的“百日维新”运动的发起人,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倡导者。梁启超的思想境界,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,在中国的近代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思想开明的梁思成,婚姻却是传统的,他的第一任原配妻子李蕙仙是经人介绍认识完婚。
李蕙仙陪梁启超度过了贫穷且颠沛流离的时光,可惜在1924年,55岁就去世。
而梁启超也没有熬到60岁,在56岁的年纪也离开了人世。他死前被摘除了一个肾,严重时甚至已经口不能言,尽管如此他仍比划着留下遗愿:死后要和李蕙仙合葬。
一代大家就此陨落,令人唏嘘。那么梁启超的身体状况何以至此,他又为何对李蕙仙有如此执念呢?
一. 疑似肾脏病变
自李蕙仙离世后,梁启超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,身体情况每况愈下。
到了1928年,他已经出现了尿血的症状。
在那个通信不方便的年代,梁启超和孩子们的交流都是靠书信,他怕孩子们担心,总是报喜不报忧。
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,总是一笔带过。
梁启超在信中写到“很费心造了一张《先秦学术年表》,于是小便又再红了起来”,说的似乎尿血不是什么大问题,只是因为忙。
这一时期的梁思成刚新婚,带着林徽因回来看望父亲竟也没有发现异样。
直到1928年底,在外的孩子们才知道父亲已经病重,匆匆赶回来。
梁启超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救治,经过医生的会诊,办法是切除他的一个肾。
然而,在切下其中一个肾后,梁启超尿血的症状并没有改善,医院给出的结论是:肾脏却是有问题,但不是根本的病因。
这让梁启超的孩子们难以接受,而接下来医院的一番操作,在家属们看来,更是荒诞。
二. 后期口不能言
问题不在肾脏,医生们又有了新的方向,认为问题出现在了牙齿上。
于是拔去了梁启超的七颗牙齿,一连失去了七颗牙齿的梁启超,进食已经开始力不从心。
偏偏这时,又有新的观点,认为病因在胃部,紧接着便让他断食。
梁启超听从医嘱,强忍饥肠辘辘撑了好几天,可病情仍没有半点好转。
最终医生们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荒唐,认为梁启超的尿血问题只是无理由出血,对人体健康没有大碍。
暂且不说这结论是不是有力的,但梁启超自从来到协和医院后,割去了原本健康的肾,拔掉了健康的牙齿,还得不到营养的补充。
一顿折腾下来,让本就不再年轻的梁启超身体状况急剧下降,整个人形同枯槁,一度到了说不出话的地步。
1929年,梁启超的身体到达了极限,与世长辞。
他真正的病因究竟是什么,这时候还不能盖棺定论。
直到1982年,一部名叫《念珠菌病》的医书出版,其中提及到了我国第一例念珠菌感染者是一名五十多岁的男性,于1929年发现。
由于要保护患者隐私,书中并没有透露真实的姓名,只交代了患者名为JL。
但病例治疗过程,时间节点,以及简写JL(梁启超本人英文名叫Jen kung Liang)等信息,都与梁启超基本吻合。
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给梁启超治疗的医生团队,确实在他的痰液中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细菌,极有可能就是罪魁祸首“念珠菌”。
梁启超真正的死因,是多种因素诱发的,除了念珠菌一说外,他平时爱喝酒以及操劳的生活习惯对健康有影响,还有因为妻子的离世而终日郁郁寡欢的心情。
梁启超预感到了自己大限将至,临终前的心愿就是可以与妻子合葬。
三. 与李蕙仙伉俪情深
梁启超年轻时一心读书,考中了举人,他的主考官见这个年轻人才华出众认为他将来必有一番作为,便为自己的堂妹李蕙仙牵红线,两人喜结连理。
李蕙仙是官宦人家出身,彼时的梁启超是家里世代务农的农户,说是“下嫁”也不为过。
而李蕙仙并没有大小姐的架子,跟随梁启超回农村老家生活后,操持家务,侍奉公婆毫无怨言。
直到戊戌变法失败,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,梁家人也要避祸。
李蕙仙带着一家老小逃往澳门,夫妻两个开始了数年的分居生活。
在这期间,李蕙仙把梁启超家里的老人,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都照顾得妥妥帖帖,让梁启超很是放心。
除了在生活上支撑着梁启超外,在事业上李蕙仙也帮助了梁启超。
梁启超是广东人,讲的是岭南话,是李蕙仙教会了他讲普通话。
李蕙仙不同于旧社会刻板的闺阁女子,她热爱游历大好河山,会读书看报,还是《妇女报》的主编,其思想比较开明,愿意接受新事物,和梁启超经常有共鸣。
梁启超写下的许多文章,第一个读者就是李蕙仙,她会提出自己的见解,与丈夫讨论学问。
在学术上,李蕙仙是梁启超的灵魂知己;在生活中,比梁启超大四岁的李蕙仙是成熟的妻子,儿媳与母亲,也是苦难中不离不弃的贤内助。
两人风风雨雨走过三十年,李蕙仙却先行一步,在失去妻子后,梁启超在《苦痛中的小玩意》里写到:“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,这会也嗒然气尽了”。
可见失去李蕙仙,对梁启超打击非常大。
怀着对亡妻的思念,即使临终前口不能言,梁启超也挣扎比划着强烈要求在自己死后,要与李蕙仙合葬。
他的三个孩子,也都尊重了父亲的遗愿,在梁启超死后把他同母亲葬在了一起。
中国近代思想政治界的一颗星星国内最好期货配资公司,就此陨落,从此与李蕙仙长眠在了地下。